金庸的作品无疑是港台新武侠的代表；而大仲马以《三个火枪手》为代表的惊险小说也可称为西方的侠情小说。两者在这一领域有不少相似点，笔者试比较之——
《天龙八部》在金庸的众多作品中可算得上是一部画面波澜壮阔，主旨深刻的小说。
和金庸其它小说一样，作者把一部分情节依靠在历史上；有趣的是大仲马也对历史小说颇为偏爱，正如他所说的：“历史是我挂小说的钉子！”
——乔峰和米达里央都身处动荡不安、风起云涌、充斥暴力的时代，并且都亲身参与到其中。
两位作家都使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拥有杰出的武力，心智，但这似乎都仅是为表现英雄主义的局限，甚至渺小。黎留塞最终打败米达里央；乔峰自尽谢世：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中现得微不足道，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使两部小说带上了伤感小说的味道，或着说自然而然地运用了反讽的手法。
乔峰这一人物形象一开始就定位在智勇双全、豪情义胆、叱咤风云的大英豪上，几乎有关他的每一个情节描写都是为了强调他的“完美”，甚至天真的段誉，迂谨的虚竹的出现成了一种陪衬，作者素描这一人物，读者则获得一种满足感。
完美+天真+迂谨=平衡的性格，就这样读者看到了每一种个性，大家于是满意了。米达里央跟乔峰相比显得有些冲动，不要紧，大仲马加上一个柯林斯，他的严肃忧郁正好弥补了主人公的缺陷。
中外作家在这里不约而同地通过设置多个人物的方法照顾到了人物个性的全面。
乔峰在作品中是一极其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从小以一个中原人的身分存在，一方面他实际是一个外族人——一个他曾经半生以之为敌的外族。
他无疑是民族冲突的牺牲品，他发现自己不幸的身世后，当然无法再附和社会上民族问题的流行观点，他所身处的时代对外族的仇恨成了他心灵上的致命伤。
在两个对立的仇恨集团的夹缝中，他试图生存（他一度逃避人群），但很快他发现匹夫之勇根本无法对抗世人的普遍理解。
米达里央在他的冒险中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父亲希望他只向国王效忠，但米达里央马上发现红衣主教（国王的对立面）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不久民族问题也终于浮上画面：英国和法国开战。
米达里央在三者的矛盾旋涡中心开始手足无措，爱无所爱，恨无所恨，米达里央开始沦为一个立场模糊的浪客。
米达里央和乔峰在感情问题上都遭遇到了打击：阿朱的死代表着乔峰悲剧人生的高潮。
米达里央也同样在作者的安排下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有趣的是，两部小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两个主人公在失去爱人后，又都遇到另一段爱情——又偏偏是不幸的爱情。
乔峰憎恶阿紫，而阿紫却深爱着他；米达里央热恋米拉荻，而米拉荻却仇恨他。
这种奇特的单通道的爱情造成了种种冲突，使情节变得无法捉摸。也许这种典型小说式的安排正是金庸和大仲马小说成功的要诀所在。
虽然无数读者为金庸和大仲马的作品倾倒，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人对它们嗤之以鼻，
他们的理由是：我不能为娱乐小说中一两个冒险家打败。假如艺术是一个抽象古板的定义，那就难以驳斥这一偏见了。
但这种看法忽视了《天龙八部》和《三个火枪手》的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它们都是热烈而生动的作品！
